王夫之的思想主张(精选美句82句)

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1、王夫之把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都归纳到人类的“本质”中来，这表明，对于他来说，先天和后天并没有截然的两分。人生中的每个时刻都可能使本性变得更好，或者更坏，这是因为人性的发展和完善是个日益展开的过程。王夫之并不认为恶是外在于人性的。因此，先天之性并没有决定人的善恶，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善或恶负责。王夫之的人性论显然反对那种认为人性是单纯的、先验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却正是孟子、告子和荀子就人性或善、或恶、或非善非恶而展开争论的焦点。王夫之的人性论似乎更是在阐明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的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7)

2、王夫之虽然重视法的治世作用,但他否认法律万能,主张法应与教化相结合,即所谓“任法”兼“任道”。他论证了儒家关于“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以及“刑德相辅”的传统思想,说:“法无有不得者也,亦无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则因时而参之礼乐刑政,均四海,齐万民,通百为者,以一成纯而互相裁制。”由于王夫之强调“牧民之道”在于“教养合而成用”,因此,他反对一味用刑,一切“援之廉访提刑之官”,而使“学校兴废无所事事”。(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3、(6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266页。

4、其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王夫之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其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5、基本上说，王夫之相信人性中有内在的善，人之性并没有与构成人之存在的“气”相分离，而“纯然一气，无有不善”至于恶，它只是源于对欲求的缺乏节制以及对他人鲜有顾及。换言之，恶不在于情感本身，亦无关所欲之物。致使情感和欲求变成“恶”的正是缺少了“思”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失“礼”。当外物唤起人的欲求来追求它，或当事物激起人的感情投入时，这里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然而，当欲求之满足和感情之流淌过其分寸、失其时机、错其情景时，便成为“不当”的、非礼的，从而成为“不道德”的了。(87)当情感和欲求都恰如其分时，便与人本有的道德情感结合起来。自然情感和道德情感共同构成了道德的基础，并且这个结合是必须伴以心之反思。

6、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7、(6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05頁，不过王夫之同时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者，唯志而已矣”。［见上引用］。

8、从中可以看出，王夫之并没有将道德情感和自然情感归为同类，后面我们将会说明，在成德的路上，王夫之是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的。

9、(9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56页。

10、(7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248页。

11、(7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248页。

12、阴阳者，太极所有之实也。凡两间之所有，为形为象．为精为气，为清为浊，自雷风水火山泽以至蜎孑萌芽之小，自成形而上以至未有成形，相与氤氲以待用之初，皆此二者之充塞无间，而判然各为一物，其性情、才质、功效，皆不可强之而同。(10)

13、(1)“理在气中”这形容是来自台湾学者刘又铭。他的著作《理在气中》阐释罗钦顺，王廷相，顾炎武，戴震的气本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14、治理国家侧重任法还是任人,是封建政治发展史上长期争议的问题之一。王夫之反对单纯任法,也反对单纯任人,主张良法与贤人相结合,任法兼任人。他说:任法不任人,“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弊也”。因为“律令繁,而狱吏得以缘饰以文其滥。……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轻重,贿为出入,……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因此,他认为立法之后慎选贤吏以执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如果随便“委之人而使之操法”,“舍大巨而任小臣,舍旧臣而任新进，舍敦厚宽恕之士，而任徼幸乐祸之小人”，势必造成“国事大乱......小人进而君子危，不可挽矣”的危局。

15、(10)王夫之：《周易内传》，见《船山易传》，台北：夏学社，1980年，第478页。

16、如果人不加反思，那么他就无法在其行为上受到激励去“推己及人”。这种“推”之可能要靠心之“思”。(91)王夫之将孟子的“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中的“所得”句解释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处，此亦即人的道德本质。(92)王夫之强调说，人应当希求他人之安康，这不单单是因为对他人有同情之心，更是由于从本体论上说，他人并非真是“他人”，所谓“言人，则本为一气，痛痒相关之情自见”不能推，这不仅是道德过失，也是认识上的“不知”倘若明白万物实为一体之存在，人便自然想要扩充一己之情而推之旁人。而要能够知道或者自觉这个道理，则必须运用反思能力。王夫之论辩，仁德的本质就在于“无私”自私来自于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一体关系缺乏反思，王夫之甚至将反思与道德的关系表述为：“凡为恶者，只是不思。”(96)由此可见在王夫之的道德哲学中，知识与行动、思考与行为之间有着一条紧密的纽带。

17、王夫之(公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是明末清初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早在青年时期,他便痛感明朝极端腐朽的专制主义统治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而倾注心力于探索历代社会经济与典章制度的发展沿革,以期改革时政。一六四八年清兵南下,进占衡阳,王夫之于衡山举兵抗清。失败以后,参加南明桂王政府,又为阉宦所陷,乃愤然离去,长期隐居在荒岩绝壑、苗瑶山洞之中,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借笔墨倾吐“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遗著共有一百余种,四百余卷,其中《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思问录》、《黄书》、《噩梦》、《读四书大全》、《读通鉴论》等,代表了他的学术和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18、(93)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49页。

19、在有些语境中，道所指的是特殊的道——众多事物中的道，正是在这里，王夫之引入了有关道器关系的理论——其著名的“道器合一论”。

20、(9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16页。

21、(7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141页。

22、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23、(45)周兵：《天人之际的理学新诠释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71页。

24、(6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37页。

25、(19)王夫之：《诗广传》，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第132页。

26、只有人类具有道德判断与立志行善的能力，是以船山又说：“物不可谓无性，而不可谓有道，道者人物之辨，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31)

27、(1)中国：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重视发展工商业，提倡经世致用，具有初步的反封建民主色彩，但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未来社会的设计也没有跳出中国古代理想化的明君加贤臣的统治模式。

28、(48)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第16页。

29、(5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31页。

30、王夫之认为天理不是其他，正是对人欲的节文和调度，天理自身并没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换句话说，天理仅仅是调节情感和欲求的标准，其内容就是人的情感和欲求。他将抽掉欲求之后的天理比作没有水的池塘——空空如也。他对理、欲两者关系的最恰当总结可以说是：“无理则欲滥，无欲则理废。”(69)如果人的欲求不经由理的调节，那么可能便变得过滥；如果普遍的道德规范与人的欲求无涉，那么便没有内容或无所施用而最终荒废。这里的“理”可以说具有两重含义：普遍的道德规范(天理)和个人的内在道德规范，后者在上文中又称作“性之理＇正如当代学者张立文所说：“理既为普遍的道德原理，亦分殊为具体道德规范、道德原则。”(70)

31、王夫之根据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在抗击弥漫于思想界的复古主义逆流的斗争中,形成了进化的历史观,从而使他有力地抨击了“守其故物而不能自新”的守旧路线,雄辩地论证了法律具有可变性,需要“更新而趋时”。他说:“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有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己矣,进贤远奸而己矣,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也。”正是由于一切典章制度、法律法令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谓“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例举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兴衰来说明祖宗成法的不可恃,指出凡是固守拘囿于成法定规者只会“徒乱天下”。这同先秦法家“便国不必法古”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王夫之运用大量的史实,深湛的理论,发挥了这个思想,使它更充实,更具有科学性。

32、王夫之出身于日趋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一方面眷恋着科举考试的旧路，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参加“行社”、“匡社”等，立志改革社会。农民革命的风暴打破了他“学而优则仕”的梦幻。但他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的礼聘。明亡后，他于1648年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退至肇庆，后任南明桂王府行人司小官，又到湘南一带过了几年流浪生活。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麓，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从事学术研究。

33、提出“天理即在人欲”，反对禁欲主义。著作《宋论》、《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

34、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王夫之的哲学体系在整个宋明理学中最为复杂。他对儒学的贡献在于他返诸儒家的传统经典并发掘出其真正的精神，他的哲学不仅吸取了《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以及《论语》和《孟子》的精髓，更为传统儒家经典展开新的议题。他的人生信条是“六经责我开生面”，而他也的确把生命的精华时段都奉献了出来重塑这些经典的义涵。在他一生的努力下，王夫之将儒学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层面，用陈赟的话来总结，我们可以给王夫之的哲学作个整体的评价：“王船山把人自身的发展引入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之中，自然、文化的主题才真正进入了儒家的存在论。儒学真正从内在心性之学中解放出来，面向整全的生活世界与广义的文化创造，在这里，才真正获得了存在论上的合法性。”(100)

35、王夫之坚持事物运动的内因论，反对外因论。他认为，事物的变化是由于事物内部的对立面相摩、相荡，明确阐述了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万物变化的源泉。

36、今以一言蔽之曰：物直是无道。如虎狼之父子，他那有一条适路要如此来？只是依稀见得如此。万不得已，或可强名之曰德(如言虎狼之仁、蜂蚁之义是也)，而必不可谓之道。

37、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都有着强烈的华夏“正统”认同，这决不能看成是历史的偶然，应该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自发心理。对于王夫之，他的祖国就是“大明王朝”；他的家族的兴衰与大明王朝共命运；他的政治前途也与大明王朝息息相关，一旦明政权崩盘，他的仕途也随之中止，沦落为没有“国籍”的“遗民”。

38、从这句引言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的区分。

39、“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对自先秦至清初两千多年的文化遗产予以批判总结，几乎在传统哲学的所有范畴和命题上，都提出超越前人的见解”。上述评论中的“他”应是

40、理是气之分布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或模式，王夫之称之为气之“必然”，换言之，气无法脱离于此内在秩序，而王夫之称之为“一阴一阳”，或“道”。气的发展便是阴阳的不断运动过程，作为气的两种形式，阴阳两者始终相互作用、此消彼长。不过，长绝不至于极尽、消亦不至于穷亡，因为理无独阴，亦无独阳，是为阴阳之间的运行模式。凡物皆在不同程度上兼含阴阳，这种显明的规律性便是气所展示出来的“必然性”，在王夫之看来，这正是由于气本来如此：“气原是有理底。”(13)

41、(2)刘纪璐(JeelooLiu)，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教授；苏晓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42、其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43、王夫之出生在衡阳的一个大户人家。他从小立志从政，1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接下来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的会试。但是，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破河南，朝廷决定将礼部的会试推迟一年；一年以后，25岁的王夫之和全国所有准备会试的其他考生一样，生不逢时，明朝结束了，科举之梦戛然而止。

44、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政治理想。

45、提倡追求个人利益，批判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

46、(8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13页。

47、“未有子而无父道，未有弟而无兄道，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33)

48、王夫之的道德心理学同样是立足于孟子有关人心的理论之上的，孟子描绘了几个有关人类内在道德能力及其非道德能力(non-moralcapacities)的重要概思念，王夫之则进一步界定和发展了这些概念，并创建了一套更为完整的理论来阐释人类道德的可能性及其根源。

49、(63)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531页。

50、王夫之认为“欲”是人心与可欲之物的互动，他说：“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53)从此形容，似乎可见他把欲与可欲之物归入于同一个动作之中。人活着就难以避免与外物的接触，而一旦相接便难以避免有欲求的产生，因此，“望人欲之净尽，亦必不可得之数也”

51、(5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73页。

52、(82)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16页。

53、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54、他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要求限制皇帝的权力，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

55、王夫之利用和改造了佛教哲学的“能、所”范畴，强调“所不在内”，“必实有其体”和“能不在外”、“必实有其用”，二者不容混淆、颠倒。他认为“能”和“所”的关系，只能是“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从而抓住了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据此，他批判了沿袭佛教的陆王心学“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的观点，并揭露了其内在矛盾。

56、王夫之的形而上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周易》，他同时还深受张载(1020-1077)哲学的影响，后者在他看来不过是对《周易》的阐发罢了。(4)在王夫之之前六百年，张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有关“气”的新哲学，而以“气”这个传统的概念为基建构了一套哲学体系。在张载看来，气是有序的、实在的，并且是具体形态的本质。气之聚散构成事物的生灭，气聚而为万物，万物散而复归于太虚之气，气不空洞，而是实在的，亦非虚幻，而是真实的(诚)。王夫之在张载气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道德维度，在王看来，气不仅在物理领域中显现出来，也在抽象的领域和道德领域中显现出来。气中有善，而且，气的运行必然是有序的。当代杰出的理学专家陈来称之为“气善论”他说：“太极生两仪，两仪即阴阳，两仪是善的，即阴阳是善的。正是由于阴阳为善，所以乾卦的六阳和坤卦的六阴都是善的，这表现在乾、坤无不具备‘元亨利贞’四德。”(6)从中可以看到，气之善不仅在于内在的包含着理，也在于其生生之德。这种道德化的气是王夫之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基础，其中，他将气提高到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的位置，他的气自给自足、自我推动、自我调整，最重要的是——气是善的。

57、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比较

58、此处清楚的例证了道的涵义能够包含理，而理却无法包含道。

59、正如前面所解释的，王夫之相信人的本质中有原初之善，而恶是对自私的欲求未能加以节制，并且不顾及他人所导致的。我们应当反思道的客观真理性，并且了解道早已显现在人的存在之中了：道在于人的道德情感。不过，即便道德情感是人类本质中所包含的部分，然而，人仍然需要加以反思，以认识到人与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应该消除自私之心。道德主个生并非如西哲休谟(DavidHume，1711——1776)所言“受制于感情”，亦非如康德(ImmanuelKant，1724一1814)要求对感情的贬斥。在这个议题上，王夫之认可人的情感在成德中的作用，但同时，他的道德心理学也并没有走向任何一种＿道德非认知主义(non-cognitivism)。

60、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61、在这里，他挑勾出善的气作为构成人类性善的基础，然而，至于气如何能够成为善的或不善的，我们并不十分清楚，王夫之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阴阳有变合”，他说：“变合而不善者或成。”(38)他将人类的自然特性(如智力、才能、外形等等)看作是根源于气的构成或阴阳的变合，此外，他似乎还将人类的道德属性也归到自然属性之中。

62、(1)中国：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启蒙思想从本质上并未摆脱传统的儒学范畴，不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

63、然而，他认为有些欲求却非人之“自然”(natural)欲望，这些非自然的欲求似乎是来自个人过往的经验与反复的习行之中，王夫之列举了一个有关河豚的例子：如果一个人从未吃过河豚，他怎么会特别想吃河豚呢？(55)因为各人的经验和习惯不同，这可以说明不同的人何以会有那些一般自然欲求之外的种种不同的特殊欲求这个现象。

64、步孟子之后，王夫之也强调人自然具有侧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道德情感，他有时用孟子的话来称呼这些道德情感为“不忍人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些道德情感也可以说是“道德本能”(moralinstinct)，是在特定的情景中不由自主而生发出来的情感。尽管有人可能争论说，道德情感只不过是自然情感的一种形式而已，然而，王夫之仍然强调两者之间有所不同，他说：

65、在王夫之看来，在物体的存在方式之外再去假定一种独立的、逻辑上优先的气的存在方式的做法是错误的，而认理为体、认气为用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在他的本体论系统下，理和气互为体用，是以现实世界背后并没有任何隐藏的“体”，实有世界只不过是“气”以及其用：“器”。

66、(91)王失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03页。

67、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特别强调“忠臣不事二主”的节操，王夫之就有这种节操。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即使改朝换代，谋一个一官半职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他20多岁时用自残的办法拒绝了与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的合作；50多岁的时候拒绝为吴三桂写《劝进表》；终其一生同清政权不共戴天。这就是特定时代的阶级立场、民族气节。古今中外不管是那个国家，都瞧不起“汉奸”，王夫之就继承了湖南人不当汉奸的基因。

68、(29)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720页。

69、(摘要)王夫之拒斥了朱熹那种将理气分别开来、归入不同的本体论体系，且以理为超越的做法，而将“理”与“气”这两个本体论范畴整合了起来。在前王夫之的时代，人们通常将“气”看做一种盲目力量，需要“理”之规范的。但对王夫之而言，理内在于气，气是理的本体论基础，是理的显现与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夫之是持“气一元论”的，实际上，王夫之的一元论毋宁说是“理—气一元论”，理与气是两者互为体用的。这种“理在气中”的思想奠定了王夫之哲学的基础，他的“道器合一”的思想、“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思想，以及“理在欲中”的道德哲学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70、王夫之是清初著名思想家，“气”论思想的集大成者。

71、“形而上”者，当其未形而隐然有不可逾之天则，天以之化，而人以为心之作用，形之所自生，隐而未见者也。及其形之既成而形可见，形之所可用以效其当然之能者，如车之所以可载，器之所以可盛，乃至父子之有孝慈，君臣之有忠礼，皆隐于形之中而不显。二者则所谓当然之道也，形而上者也。“形而下”，即形之已成乎物而可见可循者也。形而上之道隐矣，乃必有其形．而后前乎所以成之者之良能著，后乎所以用之者之功效定，故谓之“形而上”，而不离乎形。(34)

72、“更新而趋时”不仅提供了一个一般的立法准则,而且是王夫之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依据。由此出发,他设计了改革田制的兰图:自耕者占田不得过三百亩,赋税协于什一之数,借以抑制贵族豪强、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由此出发,他抨击了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以冲天的勇气发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的呐喊,并以亡秦为例,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巳矣。”他认为只要不“病民”而又无“原野流血之惨”,易姓改朝也未尝不可。特别是在明朝筱亡,清朝继建的历史条件下,他勇敢地提出为了维护民族的统治权,虽君权亦“可继、可禅、可革”,“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之通义。”这些激越之辞,表现了王夫之坚持抗击清朝统治者推行野蛮的军事征服政策的民族主义立场,同时也是对明末皇帝专横态肆,招致“亡国”之祸的抨击和自身坎坷遭际所郁积的愤葱之情的流露。

73、王夫之在历史观方面系统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弥漫着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大胆地打破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依据他“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一贯思想，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74、王夫之关于任法与任人相结合的观点，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执一端的偏见,也是就明末法制废弛,官吏贪暴的恶劣现实而发的,是抨击,也是矫弊；是对以往的谴责,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75、(9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268页。

76、(8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77页。

77、王夫之曾参加过抗清复明的活动。顺治五年(1648)，南明小朝廷、清军旧部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残部联合，几乎收复湖南。王夫之深受鼓舞，联络自己的朋友在南岳后山的方广寺组织义军，准备抗清。可惜“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还在密谋之中就被人告发，王夫之成了清廷的通缉犯。为了逃避追捕，王夫之前往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皇帝。他万万没有想到，即便是奄奄一息的南明小朝廷，内部仍然争权夺利，腐败不堪。他坚持正义，反而受到诬陷，被关进牢房，差点被人害死。他只好改名换姓，四处亡命，隐居于衡阳、邵阳、祁阳、零陵、常宁、湘西等地，甚至住进瑶族人的山洞里，备尝艰辛。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平息“三藩之乱”，天下大局已定，王夫之终于在衡阳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安顿下来，这时候他已是一位60来岁的老人了。他晚年一直住在“湘西草堂”，直到73岁去世。

78、王夫之的人性论基本上沿袭孟子学派的思想：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中包含“四端”，“端”指的是其处于开端状态，有待扩充，而王夫之则进一步将性之全体界定为人类存在的初始及其发展状态，换言之，王夫之将人们所说的“性”理解为人类的潜能，他说：“原于天而顺乎道，凝于形气，而五常百行之理无不可知，无不可能，于此言之则谓之性。”(35)这说明，他将“性”理解为充满了无限潜能的存在状态，而不仅仅是生来便预定了的“本性”。

79、(58)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74页。

80、(17)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第660页。

81、其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